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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
而就在这一年的1月，中国还和另一个国家一起，引爆了一颗“外交核弹”。由此引发的世界各国震动，并不亚于后面的那颗实体原子弹。
一
1963年8月的一个早晨，张锡昌忽然收到了秘书拿来的一份急电。
张锡昌时任中国外交部法国科的负责人，而秘书拿来的急电，是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发来的，内容是：
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在伯尔尼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时表示，希望能够再度访华。
明眼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访问请求。埃德加·富尔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虽然任期都不算长（第一任六周，第二任一年），但他先后担任过法国的预算部长、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和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也堪称是法国政坛的“老法师”了。
而更关键的是，富尔一直被认为是戴高乐将军的铁杆拥趸，也是戴高乐班子的核心成员——而戴高乐，当时正是法国的总统。
中国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富尔在这时候提出访华的请求，谁都知道，他绝不是来旅游观光的。
二
富尔第一次来中国，是1957年的6月。
当时富尔用的是手持活页签证，原因很简单：中法并没有建交。
事实上，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大批的西欧国家不仅拒绝建交，甚至不予承认。除了苏联带着一批东欧阵营国家与中国建交外，英国和荷兰只是对新中国表示承认，但并没有建交。
瑞典是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欧国家，随后建交的有挪威、芬兰、瑞士等国家，但总体而言，都是一些北欧国家。整个五十年代，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西欧大国愿意和中国建交——其中就包括联合国五常之一的法国。
其实法国在建交问题上，一直在和中国擦肩而过。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因为中国政府全力支持越南的抗法战争，所以法国将中国视为敌人，拒绝建交；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法国派出军队参与“联合国军”，与中国志愿军直接在战场上对决，建交问题自然也无从谈起。
到了50年代中后期，由于越南抗法战争和朝鲜战争都已结束，法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完全无法忽视，所以开始在各个渠道寻求与中国的接触和试探，两国的总理甚至在1954年于瑞士伯尔尼进行过会谈。
但总体而言，处于“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法国，经历二战的摧残之后百废待兴，在各个方面必须仰仗美国，所以在外交政策上也对美国亦步亦趋——孤立新中国，封锁新中国。
但这一切，在1958年12月21日拐了一个弯。
这一天，之前一度淡出法国政坛选择蛰伏的夏尔·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和非洲、马达加斯加法国属地的总统——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由此建立。
在二战期间就以“绝不屈服”闻名的戴高乐将军，他的执政方针完全有别于前任政府，他的核心思想——后来被总结为影响法国几十年的“戴高乐主义”——归纳概括一下的话，就是：
法国是世界舞台上的军事和经济大国，绝不能依靠和屈服任何外国势力，而是要以核威慑为基础保持独立自主——在欧洲大陆，法国应该肩负核心和领导责任，而不是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
“戴高乐主义”当然能获得绝大多数法国人发自内心的赞同和拥护，但法国在二战中的惨败和战后的恢复艰难，也不得不让戴高乐面对残酷的现实：如何摆脱苏联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实现法国的独立自主？
摆在戴高乐面前的选择其实并不多，而其中一条必走的道路，就是法国必须独立自主做出自己的外交判断，而不是唯美国马首是瞻。
自然而然，戴高乐的眼光落到了那个东方大国的身上。
三
1963年10月21日，富尔偕夫人自香港由深圳罗湖口岸入境，正式开始访华行程。
在香港，面对嗅出不寻常气息的诸多记者，富尔再三强调：这次访问纯属私人性质，与公无涉。
但一入境见到中国官员后，富尔马上改变了口径：
我是戴高乐总统的秘密特使，这是一次正式的、官方的访问——我有一封戴高乐总统写给我的亲笔信，需要当面呈交中国领导人。
之所以不是“戴高乐总统给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显然也是考虑到了戴高乐的面子问题：毕竟中法双方没有建交，戴高乐作为法国总统给中国领导人写亲笔信，万一吃了“闭门羹”，会是件很尴尬的事。而如果把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写给富尔转达，一来能实现同等效果，二来能给自己留个台阶，三来也能提高富尔的身价，让中国领导人体会到戴高乐的诚意。
富尔很快就从一些细节的变化上，知道自己的表态起到了作用。
富尔第一次访华时坐的是普通软卧车厢，但这次他从深圳前往广州坐的车厢，是中国有关方面专门调拨挂上的一节专列；
抵达广州当晚，广州市市长曾生亲自出面设宴款待。第二天飞抵北京后，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领衔，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等一行专门前往机场迎接；
富尔第一次访华时住的是六国宾馆，而这一次直接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在当晚的晚宴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专程到场。
很显然，中国方面已经接到了富尔传递出的信号——他这次来的使命不同一般。
很快，由周恩来总理牵头，富尔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与中方相关官员进行了六次会谈，富尔果然抛出了戴高乐让他转达的三种方案——全是围绕中法建交的：
第一种，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宣布正式承认中国，中国政府表示承认。双方不附带任何条件；
第二种，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但中国政府提出承认的条件，比如要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但法国方面并不这样考虑；
第三种，延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一种特殊的默契关系局面。
富尔表示，戴高乐总统非常希望能实现第一方案，第二和第三方案只是备用的。
而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政府愿意接受的三种方案。
第一种，全建交方案：和瑞士与北欧那些国家一样，法国先与台湾断交，然后与中国正式建交。
第二种，半建交方案：和英国以及荷兰一样，只承认，不建交。
第三种，暂缓建交方案：继续等待合适时机，但这个过程中双方应积极创造条件。
周恩来总理特别指出：中国方面希望是第一种方案，因为这是体现双方平等尊重的，也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第二种方案通过和英国等国的实践证明，交往并不愉快，与其第二种，不如第三种算了。
富尔当即表示，戴高乐总统也不喜欢英国那种半推半就的“半建交”模式，更不希望再等待，而是希望中法之间立刻能够互派大使，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但与此同时，富尔又坚持：
法国不愿意先同台湾断交，这并非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礼遇问题。
针对富尔的提议，中国方面明确表示：
蒋介石集团之所以还能留在台湾，完全是因为美国的保护，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全世界人民都很清楚。既然中法两国都是奉行独立的国家，那么法国为什么不反对“两个中国”？
但富尔在这点上坚决不肯让步。
因为台湾问题，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四
关键时刻，率先做出“战术迂回”的是中国方面。
一方面，有关部门安排富尔夫妇先去内蒙古、山西等地参观访问，另一方面，经过磋商和讨论之后，中国方面拿出了一个更为戴高乐政府考虑的方案：
首先，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之后，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再之后，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互建使馆，互派大使。
新方案和老方案有一个重要区别：
关于和台湾断交的问题，双方暂且搁置，先建交再说。但中国方面同时强调，如果要按此方案执行，中法之间必须要建立三点默契：
第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第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第三，中法建交后，如果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那么法国也要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三点默契充分体现了中国方面的诚意和给戴高乐的“台阶”：只要你承认我们“一个中国”，那么我们可以不让你先开口做“恶人”，让台湾方面“自行了断”。
看到这个方案，富尔欣然同意——他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11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富尔夫妇，富尔知道，这标志着自己的这次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
随后，中法建交的流程进入了快车道：
1963年12月11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通知中国大使馆：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委派法外交部欧洲司公使衔司长博马歇前来瑞士，希望12日上午会见李清泉大使。
博马歇司长带来了戴高乐的指示：
希望双方都不提什么条件，主要确定建交程序，越简单越好。
而中方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但强调一个精神：原则问题要坚持，具体做法可灵活。
基于此，中国方面提出：在双方届时发布的联合公报上，如果法方介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样的措辞，只要法国方面实质上不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那么中方可以考虑删除这一句——但中国政府将对外发表自己的解释，即公报发布的基础是法国承认这一点，而法方应该默认。
戴高乐表示没有意见。
1964年1月27日北京时间19点（巴黎时间中午12点），中国和法国同时在北京、巴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这份公报一共只有两句话，连标题符号算进去只有47个字，但立刻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西方媒体甚至称之为“外交核爆炸”——这是首次有西欧大国在违背美国意愿的情况下，正式与新中国建交。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中法建交之前还是之后，中国政府在对外建交上始终坚持一点：
凡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首先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须断绝与台湾的所谓的“外交关系”。
但这份中法建交公报上却并没有提到这一点，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法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同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
这次“外交核爆炸”引发的冲击波，不可能不传递到台湾。
五
关于中法建交，蒋介石其实之前就已经觉察到了端倪。
1963年的秋天，戴高乐通过当时的“法国驻台大使馆”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亲笔信，里面有戴高乐对新中国的看法，暗示可能会与新中国建交。
对于蒋介石，戴高乐是有感激之情的。当年法国贝当政府宣布投降，流亡的戴高乐宣布组建“自由法国”继续抵抗德国纳粹，作为当时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蒋介石给予高度赞扬和支持——这也是戴高乐当初不愿意先开“断交”之口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蒋介石收到戴高乐的信后，难免吃惊和愤怒：法国作为欧洲传统大国，一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么不仅其他欧洲国家，整个法语系的国家都可能跟随其后。
为此，蒋介石一面指示大使馆工作人员加紧对法国政治高层进行“公关”，一面立刻把情况汇报给了美国，希望美国能在关键时刻出面协调，阻止法国与中国建交。
美国方面其实也对戴高乐的意图早有察觉，但由于富尔访问中国的事宜全程高度保密，美方情报人员也得不到什么有效信息。直到1964年初，法国方面先是通过相关渠道向美国通报了将与新中国建交的意向，随后富尔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公开表态：
“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不能代表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法国应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法国明显“摊牌”之后，美国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腊斯克开始频繁召见法国驻美大使，明确要求法国不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且在之后递交了正式照会，声明美国强烈反对法国与中国建交。
美国的一切的建议和意见，到了戴高乐那里，全部石沉大海。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方面只能给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支招”：
关于断交问题，法国如果不提，你们就不提，坚持忍住，看谁耗得过谁——之前如果哪个国家和新中国建交，蒋介石政府就立刻宣布与之断交。
为此，美国中情局副局长、曾长期担任中情局台湾情报站负责人的克莱恩受命火速赶赴台湾劝说蒋介石。
心里极不舒服的蒋介石勉强接受了克莱恩的意见，在中法建交公报发布后，虽然台湾的报刊和广播电视台对法国政府和新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却只字不提“断交”。同时，台湾“外交部”电告“驻法大使馆”，要求他们“处变不惊，不屈不挠，守好馆产”。
这样的僵局持续到了1964年1月底，戴高乐撑不住了——毛泽东通过相关渠道向戴高乐传话：
“台湾大使馆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
2月10日，法国相关外交人员面见台湾当局“外交部长”沈昌焕，告知由于法国已与新中国建交，所以台湾方面的人员已无理由再留在巴黎，而台湾驻法国“大使馆”的馆产，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只能无奈宣布：与法国政府“断交”。
六
虽然“断交”，但台湾当局并不是没有做过最后的“挣扎”。
比如尽管法方再三催促，但留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11号“驻法领馆”里的台湾“外交人员”，一直采用拖拉战术，能不走就不走。最后虽然大部分被迫撤离，但还是留下一个叫陈垣的“文化参赞”看守“馆产”。
最终，法国政府派出了军警，强行将躺在馆内地板上做最后挣扎的陈垣抬了出去，并警告他再也不准进入馆内。
1964年6月2日，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黄镇来到法国，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法大使。
黄镇在到任后的第五天向戴高乐总统递交了国书，而戴高乐并没有按照惯例让礼宾官员为他起草接受国书时的答词，而是亲自撰写。
几乎是在黄镇抵达巴黎的同时，法国首任驻中国大使吕西恩·佩耶也抵达北京，正式上任。
而就在这段时间前后，日本宣布将与北京互设永久性贸易代办处；原法属殖民地刚果（布）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等国家都表达希望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外交关系的愿望。
在中法建交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
“我们认为，目前还在等待的某些政府，迟早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馒头说
在中法建交前，美国政府的心态其实是有些矛盾的：
一方面，他们绝不希望看到法国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率先“破冰”，与中国建交，因为这无疑会使以美国为首的围堵中国“大坝”溃开一个大口子，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无法估量。
但另一方面，新中国当时已经立国十五年了，这个国家经历过风波，参与过战争，风来雨去，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包括美国在内，谁都知道今后没有一个国家能忽视这个东方大国，承认它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美国所希望的，只是一切看他们的“信号”行事，他们动，别人再动——就像当年基辛格代表尼克松先行秘密访华时，表示中国迟早要重返联合国，但希望是“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
六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
但凡关心一点国际政治问题的人都不难感受到，如今的世界格局，再一次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时代，甚至将面临一个百年未遇的大变局。
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些焦虑，有些彷徨，有些迷茫，其实都是正常的，但正如我曾分享过的那句话：多读些历史，心态就会相对平和些，看问题就能相对通透些。
回望六十年前的中国，面临的形势绝不会比现在更轻松，从不少方面来说甚至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举步维艰。但即便是在当时如此困难的局面下，我们依然进退有据，闪转腾挪，一步步打开了空间和局面。
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领导人的睿智和从容，另一方面也恰恰证明：世界格局永远是动态变化的，是充满博弈的，从来就没有一个阵营是铁板一块的。
认识到这一点，无疑会添一些信心。但同时，也应该多一份警醒。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充满博弈的世界舞台上，高傲自大肯定是跌跤的第一步，低调务实永远是前进的助跑器。打开局面、实现突破需要的是正视和客观，平等和尊重，以及台上台下的各种策略和运作，该进时进，该放时放，而不是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简单，甚至闭上眼敲敲键盘，对方就已经“急了”“慌了”“气急败坏了”“成为最大输家了”，更别提动不动就要“决战”，就要“核平。”
历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总会押着相同的韵脚。六十年前，戴高乐派遣特使来，六十年后，马克龙亲自来。虽然当时和如今的国际环境相比早已沧海桑田，但仔细看一看想一想，内核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
我查了一下数据，2020年，中法两国的双边贸易金额为666.5亿美元，这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不到当年中荷贸易的四分之三，更不到中德贸易的三分之一。但到了2021年就突破了800亿美元，2022年更是突破了1100亿美元。
中法两国的未来，肯定还有更大的想象和拓展空间。事实上，中国和欧洲乃至世界的未来也都是大有可为的，也都是共通的，因为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前提是，大家都能互相尊重，且客观清醒。
参考来源：
1. 《中法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https://www.mfa.gov.cn/）
2. 《亲历“外交核爆炸”——一位驻外使馆秘书、政务参赞对中法建交的回忆》（张锡昌，《秘书工作》，2007年10期）
3. 《我经历的“外交核爆炸”——中法建交始末》（张锡昌，《新阅读》，2011年29期）
4. 《蔡方柏：我经历了55年前的“外交核爆”》（刘柳，《北京日报》，2019年8月3日）
5. 《中法建交公报堪称“外交核爆”》（张伊宇，张曼，《参考消息》，2019年9月22日）
6. 《并非完败：中法建交与台美交涉》（姚百慧，《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06期）
7. 《中法建交公报形成考释》（姚百慧，《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02期）
8. 《1964年中法建交冲击波》（双惊华，《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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